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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市第一醫院西安市眼科醫院醫生高偉的兜里總是裝著很多需要更換眼角膜患者的特殊照片，至今西安市眼庫的眼角膜庫存量始終為零，太多的患者得不到醫治，這也讓他感到有些發愁
　　
　　近日，中國人體器官捐獻與移植委員會主任委員黃潔夫在中國醫院協會OPO聯盟昆明研討會上宣佈，從2015年1月1日起，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為移植供體來源。這意味著我國器官捐獻將進入公民逝世後自願器官捐獻時代。
　　對於還在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來說，手術等待的時間或將更長。
　　器官捐獻背後，面臨著怎樣的制度困局、法律問題以及傳統文化，華商報記者以眼角膜捐獻為例，剖析每片0.1克的眼角膜究竟承載了什麼。
　　平安夜，45歲的王俊濤（化名）又夢見了1年前那場施工意外。
　　巨響在耳邊迴蕩，眼前一片紅火，右半側臉開始鑽心得疼。他隱約感到右眼在流淚，用手一摸，又不像眼淚……
　　在右眼“壞了的”日子里，這樣的夢每日困擾著王俊濤難以入睡。在視力檢測中，他的視力至多在0.1。如果再沒有眼角膜更換，他覺得自己無法回到過去。
　　他努力按照醫生的要求，等待一片眼角膜的出現，但時間已過去近1年，依舊沒有消息。直到昨日，一名捐獻志願者剛剛去世，他終於等來了移植的機會，但沒想到這名志願者被查出患有乙肝，無法移植。希望再次破滅。
　　他聽說，從明年1月1日起，國內要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為移植供體。
　　他不懂這裡面的意思，但醫生告訴他，下一片角膜可能要等更長時間。在偌大的西安城裡，每天，各種原因導致的死亡時有發生，王俊濤想不通，尋找一片總重不足0.1克的眼角膜為何如此困難。
　　近400張照片背後的等待
　　從業18年，西安市第一醫院西安市眼科醫院眼科醫生高偉保持著每周坐診三天、每天超過8小時的工作節奏。幾乎每次坐診，他總能遇見像王俊濤這樣等待眼角膜移植手術的新患者。
　　幾個月前，一個安康農婦，在果園無意的一次轉身，一片枯黃發乾的樹葉划過她的右眼，沒過多久，她的世界就成了灰色的。
　　一個愛美的年輕姑娘，兩天兩夜忘記卸掉美瞳，最終導致眼睛紅腫、眼角膜潰瘍才跑到醫院，而此時，若想恢復那雙有神的雙眸，已成為一種奢望。
　　還有一個與小伙伴打鬧的小學生，被飛來的鉛筆戳中右眼。
　　對於高偉和他的同事來說，眼角膜移植手術難度不大，手術費通常2萬元左右，但必要的眼角膜，卻是全省、乃至全國極稀缺的醫用“材料”。至今，西安市眼庫的眼角膜庫存量常年維持在“零”的狀態。
　　在缺乏眼角膜的情況下，不止一名患者跪在高偉面前，用祥林嫂般的話語，反覆訴說著家中的不幸。幾年前，還有一名來自神木的煤老闆將一手包的錢放到另一名醫生面前，只求一片眼角膜，來救治他已被煤灰污染而導致潰瘍的左眼。
　　“現在真的沒有。”無論患者何種表現，高偉和他的同事總是搖頭，除了耐心解釋，能做的，便是取出相機，衝著病眼拍下照片，再在照片背面記錄下患者的姓名、病情以及留下聯繫方式。所有人只能等。
　　高偉上班時總要穿一件白大褂，口袋被百餘張患者的照片撐得鼓鼓囊囊。
　　如果有好消息傳來，高偉會下意識地掏出照片，按照先後順序或病情緩急聯繫患者。而高偉手中的這些照片，僅僅是這家醫院的一部分，據說，目前將近400名患者還在等待眼角膜的出現。
　　“如果有眼角膜，手術時間也就兩個小時左右。”高偉說。一般情況下，一片眼角膜可以幫助2到3名患者。手術結束，患者的視力最差也能恢復到0.3以上。
　　最大庫容300片的眼庫，常年存量為零
　　作為西北地區唯一的眼庫，西安市眼庫經西安市衛生局批准，成立於1991年，設立在西安市第一醫院內，負責採集、保存、研究角膜材料。
　　但在相當長時間里，最大庫容300片的西安市眼庫，存量始終處於零的狀態。41歲的銀勇目前是該機構的負責人，1992年大學畢業後他便開始了這項工作。西安市眼庫最初成立的那段歲月，沒有志願者捐獻眼角膜的案例，即使在最為開放的深圳，第一例捐獻者也出現在1999年6月。
　　直到2004年7月17日，陝西境內才有了第一例公民遺體角膜捐獻志願者。那個叫唐靜清的女士，去世前，通過家人找到西安市眼庫。她告訴銀勇，自己是孤兒，是靠好心人幫助完成了學業，最後成了老師。人不在了，想回報一下社會。
　　銀勇無法用語言詮釋老人的行為，至少在他看來，在那個年代，別人不願意做的無償奉獻，這名老人做了，這就是偉大。
　　老人去世當天，她的子女給銀勇撥通了電話，“你來吧。”銀勇知道這句話的含義。他以最快的速度抵達醫院時，老人安詳地躺在太平間里，銀勇將一把黃菊恭敬地擺在老人身邊，又和老人的三個子女一起，深深地向老人鞠躬致意。
　　角膜摘取手術前，銀勇感到了莫名的緊張，他怕自己的差錯，辜負了老人的一片誠意。短短6分鐘的手術，老人的眼球被取下，放進了專用的儲藏箱里，然後，又小心翼翼地將一顆義眼放進了老人眼眶內，看上去，與之前沒有什麼兩樣。
　　從唐靜清到現如今10年的時間里，西安市眼庫總共從58名遺體角膜捐獻志願者身上成功取下角膜116片，平均一年僅十餘片。
　　銀勇按照志願書、照片和病例整理成冊，分別裝進了58個文件袋里，這些文件袋被銀勇按照捐獻的先後順序，整齊擺放在辦公室書櫃最高一層的格擋內。沒人知道他們當初捐獻的動因，但在這裡，死亡不再是忌諱，生命的價值得到綻放。
　　有時，捐獻被視為光明與希望的體現，如同生命的二次延續。一名叫張志坤的老人在臨終前，經歷著癌症的痛苦，之後，她打算捐獻出眼角膜，在彌留之際，她還衝著女兒不停地說著“眼睛……眼睛……”2010年4月26日，她成為西安市眼庫第22位角膜自願捐獻者。
　　最讓銀勇記憶深刻的是那名年齡最小的捐獻者。他在這個世界只停留了52天，爸爸周文君還沒來得及給他取名字。父親不希望兒子就這樣走了，思索著想讓兒子給這個世界留點什麼。起初，他打算捐獻兒子的腎臟，但醫生告訴他，孩子太小了，腎臟無法捐贈，倒是眼角膜可以。
　　“我希望將兒子的光明留在人間，讓兒子的‘眼睛’繼續看著這個世界。”周文君說。
　　之後，周文君辦理了出院手續，帶著數萬元的醫療債務，從此不知去向。後來，他兒子的“眼睛”幫助兩名工人恢復了光明。
　　捐獻背後，家屬的各種顧慮
　　在銀勇的工作里，並非每次捐贈都能順利進行，畢竟，現實生活中，各種各樣的力量，影響著最後的結果。“有時，活的人要比死的人顧慮更多。”銀勇說。
　　一名寶雞農民看了媒體關於眼角膜捐獻的報道後，情緒激動，他將捐獻眼角膜的想法告訴了妻子，妻子也表示贊同，之後，他聯繫上銀勇。
　　銀勇拿著志願書，開車一百多公里來到他家。本以為這是一次順利的捐贈活動，但他妻子的弟弟得知此事後，堅決反對。
　　“這不行，根本不行，在我們農村，這樣做，人家要笑話我們家的，人家家人死了，都厚葬，我們咋能把人拉走，還把眼睛摳了？以後，讓咱家咋在村裡做人？我們咋給村裡人交代？人家還以為，我們把屍體給賣了。”這個男人反反覆復說著這些話。
　　最終，這次捐獻沒有成功。回來的路上，那個男人的話在銀勇的耳邊迴蕩，這些話似乎聽起來不在理，但銀勇反覆問自己，如果把他放在那個環境，自己會不會做出同樣的選擇。
　　相較而言，有時一些捐獻者的要求會超出他的想象。在閻良，一名女人不幸患上了癌症，自感時日不多的她，相信宗教中存在輪迴，器官的捐獻意味著生命的延續。
　　但在簽訂志願書時，女子提出了一個想法：自己的眼角膜要指定捐獻給一名年齡不超過30歲的女性患者身上，如果一時達不到要求，她可以通過媒體募集患者。
　　銀勇努力說服這名捐獻者。在他看來，捐獻者與患者有了聯繫，容易給患者帶來一些不必要的心理負擔。因此，捐獻必須建立在無償、自願以及符合眼庫要求等條件之上，雖然規定看似有些不近人情，但有了規定才能保證更多人的利益。
　　有時，一些捐獻者家屬的質疑也讓銀勇覺得很氣憤，“讓我們無償捐獻了，你們醫院是不是拿去盈利了？”銀勇曾試圖將醫院的價格公示表複印給患者家屬看，但依舊難以打消對方的疑慮，有時解釋越多，對方的疑慮也越多，甚至認為他可能是一個器官販賣者。
　　新措施出台將造成眼角膜的短缺
　　公民逝世後自願器官捐獻，顯然不足以滿足不斷升高的患者數量。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死囚自願捐獻遺體”是學界乃至醫療實踐中一個公開的秘密，至於數量有多少，至今仍是個秘密。
　　一篇名為《在摸索中前行的中國器官捐贈》的文章透露，在中國，約有65%的器官來源於逝者，其中超過九成來自死囚。
　　追本溯源，這項規定開啟於1984年10月9日，我國多部門聯合發佈《關於利用死刑罪犯屍體或屍體器官的暫行規定》——無人收殮或家屬拒絕收殮、死刑罪犯自願將屍體交醫療衛生單位利用的、經家屬同意利用的死刑罪犯屍體或屍體器官可供利用。
　　“雖然我國進行死囚捐獻是按照法律程序，獲得本人以及家屬的認同，但操作是在監獄這種環境，往往得不到國際上的認可。”有專家評述。
　　銀勇曾接觸過一名這樣的捐獻者，他殺了人，已經宣判，但在當時，還不知道何時將被執行。親屬無法寬恕他的行為，不願見他。這名死囚主動提出要求捐獻遺體和器官。在幫他完成檢查，並填寫志願書時，這名死囚詢問在場的工作人員，他用這樣的方式懺悔能否得到寬恕。
　　在場的工作人員不知道該如何回答，但從他的眼睛中，銀勇感受到了他深深的懺悔。
　　若干年後，銀勇想過怎樣回答這名死囚的提問，“在法律上，他的罪過得到了懲罰，但從社會貢獻上，他捐獻遺體和眼角膜，為別人提供了幫助，所以，他理應得到相同的尊重。”
　　此後，類似的志願捐獻方式持續了很長時間，隨著死刑數量逐年遞減，志願捐贈數量也在減少。
　　今年，中國醫院協會OPO聯盟昆明研討會上，《在摸索中前行的中國器官捐贈》的作者、中國人體器官捐獻與移植委員會主任委員黃潔夫宣佈，從2015年1月1日起，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為移植供體來源，公民逝世後自願捐獻也成為了器官捐獻的唯一通道。
　　“可能在短時間內，會出現眼角膜數量的缺失。”看到這條新聞報道後，銀勇感到了壓力。
　　眾所周知，中國的器官捐獻率並不高。目前，我國每年大約有150萬人因末期器官功能衰竭需要進行移植，而僅1萬人能如願得到移植，供需比例只有1：150。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全球平均器官供需比為1：20~1：30，美國為1：5，英國則為1：3。
　　陝西省衛生廳的一名官員在一次學術研討會上透露，我國每年等待器官移植、在生命死亡線上掙扎的患者大概有150多萬，但是我們只能滿足不到1%的人的移植需求。
　　面對這樣的局面，全國各地都想出了很多辦法，鼓勵市民捐獻遺體。銀勇去過很多個城市學習經驗。在深圳，他見過一棵大榕樹下，埋葬著很多捐贈者的骨灰；在青島，每名捐獻者都擁有一棵“光明樹”……
　　紀念林、紀念樹……無數的設想和規劃曾在銀勇的腦中閃現，在他看來，這些形式的意義在於對死者的撫慰以及對生者的感召。但回到現實，對於這個行政級別不足科級的單位來說，實施起來的難度太大，因為牽扯到土地和政策支持，一些方案提交上去後，便石沉大海。
　　國外引進，緩解西安眼角膜移植壓力
　　與市民捐獻的稀少相比，今年3月份，西安市眼庫與斯裡蘭卡國際眼庫簽約成為戰略合作伙伴，正在緩解西安、乃至陝西眼角膜使用的壓力。
　　一年來，斯裡蘭卡眼庫捐贈了100片眼角膜，“相當於西安10年捐獻的眼角膜的數量。”銀勇說。
　　信仰佛教的斯裡蘭卡人相信“佈施”的善行。“佈施”身體部位幫助別人，尤其是“佈施”眼角膜可以讓他人重見光明，也可以給自己來世換來“福報”。
　　銀勇知道，這樣的模式在當下行不通，甚至在幾年前，一些地區為了增加捐獻人數，在汽車駕校開展了簽訂志願書的活動，但很快，該活動被質疑“晦氣”，最終不了了之。
　　而在引進斯裡蘭卡眼角膜的問題上，最初，銀勇心裡還有些忐忑，畢竟在西安，這是第一次。即使，此前這項活動已在別的省市開展。
　　一些換上“外國眼睛”的西安患者還有疑慮，“用上外國人的‘眼睛’，自己的眼睛會不會就變色了？”銀勇認為，我們要惡補的“常識”實在太多。
　　今年9月17日上午，習近平在訪問斯裡蘭卡期間，斯裡蘭卡總統夫人施蘭蒂將10枚眼角膜贈送給彭麗媛。彭麗媛稱，角膜捐贈為患者帶來光明，你們是愛的使者，在兩國人民之間建立了愛的紐帶。
　　近年來，不斷有知名醫院的醫生販賣人體的新聞被曝出，銀勇更堅信自己信守的原則：不跟錢“沾邊”、捐獻必須建立在公平、公正、無償的基礎之上。
　　但現實制度尚有不足之處，比如簽訂志願書，各地有各地的做法，一些眼庫為了規避捐贈後帶來的“不理解”，要求除了捐贈人簽字同意以外，還要求其他直系親屬簽字同意。而西安市眼庫採用的做法是除捐贈者以外，配偶是第一同意者，如果配偶不在，才由兒女簽字確認。
　　西安市第一醫院原院長朱秀萍等人曾先後向省市人大提議，希望在陝西地區立法，促進眼角膜捐獻的規範化。只可惜，至今陝西尚沒有相關法律的出台。
　　12月16日，一名曾經接受過眼角膜移植手術37年的女患者回來複查。
　　“你的眼睛還很好，你要保重身體啊。”銀勇將祝福送給了這名患者。當年捐給她角膜的人，已經去世37年，但那片總重不足0.1克的眼角膜還在註視著世間的變化。銀勇說，這份重量或許就是普通捐獻者偉大而又不簡單的意義。
　　（原標題：0.1克的重量(圖)）